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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宁愿读书#《门外汉的京都》

by 任 宁

游记这种文体,就仿佛薛定锷的猫一样,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属性。要写它最是容易,也最是困难。说游记好写,是由于它不像诗词小说那样有通用的结构和规矩,评判优劣的标准亦是五花八门。它是梁上贴着“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”的新房,也是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,总之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纸上乌托邦。如果走最轻松的捷径来作一篇游记,只要时间地点人物交待清楚,再附加几段余光中总结的那种“甲如此,乙如彼,丙仿佛什么什么似的,而丁呢,又好像这般这般一样”的朱自清式的景物描写,即可宣布大功告成,就此搁笔。

然论其难者,也是基于这个原因。

游记(或称旅行随笔),于书店中上架是要放在non-fiction柜台的。所以就算内容与旅行有关,只要属于虚构,无论是指桑骂槐派的《老残游记》和《在路上》,还是胡思乱想型的《地心游记》或《镜花缘》,通通要被排除在外。徐志摩的《巴黎的鳞爪》里异国风物跟人物故事混杂,按理也算不及格。不然,你让纳博科夫有大段road trip描写的《洛丽塔》如何是好。

高境界的游记,是一帖十全大补汤,主治因长居城市导致的面色萎黄,肢膝无力和精神倦怠。它不仅要让人从中得到路线日程购物小贴士等“娜拉怎样出走”的信息,还须在文中力陈此处非去不可的种种理由,以及去了以后的万般好处,给“娜拉为何要出走”这样的问题一个解答。若读者被挑逗得足底奇痒胸中发麻仿佛脚气和冠心病同时发作,一边抚卷赞叹“世上果有其地乎?”一边准备查找打折机票的价钱,那就是药效开始出现了。而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则绝少这样的蛊惑魅力,除非你单纯到相信花果山水帘洞真的在江苏,或者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。

信息方面,做来简单,甚至简直不必做。拜科技所赐,曾号称旅游者圣经的《孤独星球》日渐式微,资讯的获得成本已和国产奶粉的受信任程度一样低。查一查,摇一摇,衣食住行自不必说,连艳遇对象都顺便解决。诸如“山行六七里,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,酿泉也”这样的模糊推荐,雅则雅矣,但终归吃力难讨好,不符合投入/产出比最大化的市场原则。现代旅客都仿佛巡航导弹,在GPS的卫星制导下精确命中景区,然后留下轰炸过的痕迹。尽管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提出“我勘察一切,像一个皇帝,谁也不能否认我的权利”,可年假就那几天,谁愿意浪费在瞎转悠上。不过若介绍得太清楚,就容易用力过猛,作得宛如一本地方志。比如罗兰·巴特的遗作《中国旅行笔记》就是反面典型——书中叙述可谓钜细靡遗,但是那些人口众寡、田亩大小和产量多少等细节,除了正在计算征地补偿款的乡镇官员,应该没人会在意。

第二点,通过写字来撩人心弦,这就不算普通手艺了。欲练此功,四两拨千斤的托物言志是起手式。王国维于《人间词话》中就写道“以我观物,则物物尽染我意”,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里也说过“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美国自身所持有的”这样的话。借佛家的理论,此法乃运用“色受想行识”五蕴和“眼耳鼻舌身意”六识,夹叙夹议,夹幻觉夹意淫,给点阳光就灿烂,给点颜色就开染坊,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堂,吃了半碗云吞面便能品出满汉全席,仗着两颗原子弹就要统一朝鲜半岛。但是作者们也要留心,笔走龙蛇之际注意 “莫谈国事”,不然就会跟许知远的《祖国的陌生人》或彼得·海斯勒的三部曲一样,介乎“焦点访谈”与“综艺大观”之间,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报告文学。另外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我国文坛转向追求生活化。游记亦随此大流,所以,从微小处着眼也许是不错的视角。但是要尽讲妯娌争风、姑嫂怄气、兄弟夺产、婆媳斗智之类八点档电视剧里的玩意,或者像阿城在《威尼斯日记》里老弄些今天要见谁明天吃什么等日常琐事,是无法让读者上钩的。就如房龙评伦勃朗的石刻画,好的游记要“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地方”。

于是,我们终于说到了舒国治的《门外汉的京都》。

舒国治,大名鼎鼎,台湾散文家,属于木心所写的那种“带根的流浪人”。这本书,他是希望它像“写给熟朋友的、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在”。舒国治的语言如同宝岛特产新竹鱼丸,嚼来颇有些劲头,所以就算是流水帐,也可与众不同:“……这花园站可下车来游。车续西行,南面又有屋顶佳景,则广隆寺也。须臾抵目的地‘嵯峨岚山’。另有一游赏诀窍,车抵岚山,不下车,续往龟冈坐去,中经保津峡,可在车上俯瞰峡谷间的保津川湍流,虽只一瞥,亦惊艳也。抵龟冈,不出站,乘回程车再返岚山可也。”

再来引一段:“雨天,属于寂人。这时候,太多景物都没有人跟你抢了。路,你可以慢慢地走。巷子,长长一条,迎面自行车与你错身。河边,没别的人伫足,显得河水的潺潺声响更清晰,水上仙鹤见只你一人,也视你为知音。碎石子的路面,也因雨水之凝笼,走起来不那么游移了。若雨实在太大,每一脚踩下,会压出一凹小水槽,这时你真希望有一双鱼市场人穿的橡胶套鞋,再加一顶宽大的伞,便何处也皆去得了。”久旱逢甘霖虽为四大幸事之一,但对多数人来说,前提乃是不在旅行中遇到。人在客途,总不会准备得很周全。雨水一来,则狼狈至极倒霉到家。舒国治所言不仅传授了观赏雨景的法门,末了还提供一个器材采购清单。但其实日本关西地区属温带海洋性气候,实在也不是个像东南亚那样的终年多雨之地。何故特意舍“晴方好”而取“雨亦奇”?京都风光举世闻名久矣,若不是靠这场雨,又要怎样把空气青翠、天地静好以及云开雨霁金轮现的清亮佳色,统统酿成旧瓶里的新酒,让你心甘情愿陶醉其中呢。

游记里用词,为求客观,还是选“比较级”为好,不然难免有夸大之嫌。威尼斯人之所以不相信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窃以为,极可能是因他动辄“此地最富饶”、“最美丽”、“有世上最好的大枣”、“产世上最好的甜瓜”,听来非常像是在搞传销。舒国治似是吸取了马老师的教训,还学了苏轼的“八面受敌”读书法,分门别类,从各处的水、墙、茶、旅馆、稻田、茅舍,到日本人的包袋和鞋子,逐一进行比较。他写塞纳河“很美,但那是西洋的石垣工整之美”,然后笔锋一转,“东方的、比较娇羞的河,或许当是小河,如祇园北缘的白川,及川上伫立的鹤,与那最受人青睐的巽桥,及桥上偶经的艺伎,并同那沿着川边一家又一家觥筹交错、饮宴不休的明灭灯火店家。”从河上谈到河边,从物联想到人,层层推进,自然而然,如一柄折扇,渐渐展开。

虽然马可·波罗的话真假存疑,他的意大利老乡卡尔维诺倒是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,借此君之口说“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,而是它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”。但如果用古典传奇来描绘本就“遗老范儿”十足的京都,最好之结果,八成也是落入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的巢窠,毕竟舒国治总没法亲自去考证出什么震惊学界的重大课题。可聪明如舒老师者,居然避实就虚,从银幕上发生过的事来下笔,虽然所列几乎均为“共和国同龄人”级别的老片子。“令自己像是置身黑泽明电影《踏虎尾之人》中源义经和弁庆等义士避仇逃难翻山越岭所经的森林路径”,“若与1949年小津安二郎的《晚春》中所见相对照,则已显甚大不同矣”和“黄昏时的荒疏萧瑟,便有沟口健二电影中的凄凄悲意。譬似说,《西鹤一代女》”,此般例子不胜枚举。接着他再顺水推舟:“事实上,京都根本便是一座电影的大场景,它一直搬演着‘古代’这部电影,这部纪录片。整个城市的人皆为了这部片子在动。为了这部片子,一入夜,大伙把灯光打了起来,故意打得很昏黄,接着,提着食盒在送菜的,在院子前洒水的,穿着和服手摇扇子闲闲地走在桥上的,掀开帘子欠身低头向客人问候的,在在是画面,自古以来的画面。”这样一圈“指鹿为马”的套路使将开来,气息充沛经络顺畅,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,让人耳目全新,徒增一甲子对京都的好感。

这书一路读下去,我始终都猜不到下篇舒国治又要从什么样新奇却又有趣的角度,来展示一个不算冷僻的地方。他是个搅局的人,总是要教你无比快活,却又不得安宁。米兰·昆德拉在解释“布拉格精神”时讲过一则故事:

一捷克人去办签证。签证官问:“你要去哪儿?”

“无所谓。”他回答。于是签证官给了他一台地球仪,说:“请挑个地方吧。”

那人看看地球仪,慢慢转着它,问道:“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地球仪?”

我感觉,舒国治,就是这么一个家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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